《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标志着网络约车的合法化,这对众多的互联网平台和共享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利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虽然合法化了,但该如何管理好众多平台的参与者呢?而这恰恰是外界对其最为担忧之处。
如今,以下类似的报道随处可见:优步男司机侮辱女乘客,对此,优步却只做出对该司机禁止接单一周、退还女乘客8元订单取消费的决定,并辩称该司机并非优步员工,跟平台没有雇佣关系,企图把责任撇个一干二净;无证餐厅、后厨卫生差等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着美团、百度外卖、饿了么等网络订餐平台,网络订餐平台对大量店铺未尽审查公示义务,已被立案调查;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不负责任,销售调表车;淘宝网的假货也层出不穷,工商总局局长张茅指出,淘宝这样的第三方平台不是法外之地,首要责任就是马云;等等。
确实,在广大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平台经济的大量好处之后,很多平台经济管理不严以至于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并受到广泛关注。平台型企业和参与者的关系与传统企业和员工的关系确实不一样,传统企业和员工签订有严格的劳动合同,基本上是靠着严格的层级管理的方式在维持着企业的运转。而平台型企业则不同,参与的群体是自由自主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加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参与的群体并不是平台企业雇佣的员工,它们不能强迫群体什么都干。总之,平台型企业对参与者的管理和约束程度确实要弱于传统企业,很多时候,平台型企业就像一个集市,而众多的参与者就像摆摊设点的商贩。这或许是如今平台型企业在管理上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台型企业在创业的初期把精力都放在了扩张和发展上,通过管理上的放松和规则上的简化,打造开放的平台,允许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进入,鼓励尽可能多的创新,不断扩大规模成为了其经营的主要方向。
但现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管理不严的问题,平台型企业必须要着手考虑解决了!美国学者哈定提出的“公地的悲剧”理论就指出,当人们共享一种资源,但并不具有所有权时,人们就会对其过度使用而导致枯竭,因为他们对此毫不在意。该理论用在平台型企业身上也是合适的,倘若不对这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及时加以纠正,时间久了,难免不会造成平台型企业的悲剧。
而对于如何治理这些问题,《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比如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这些对约束平台企业和网络约车驾驶员的行为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无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但这些措施更多的是从“堵”的方面着手,更多的还应从“疏”的方面进行治理。而且从美国和欧洲的治理经验来看,严格规定平台企业的责任与否(比如美国不要求平台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欧洲要求平台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带来的后续治理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异。
从“疏”的方面进行治理,笔者理解,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进行协同治理和主动治理。由过去的以权利人和消费者维权为主的被动治理方式向以多方协同的主动治理方式转变,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制度设计提升主动治理能力,包括大数据治理、抽检制度、产品追溯等。比如在假货治理上,通过对卖家和买家的行为进行监督,结合数据处理分析来辨别卖家是否违规经营,从而进行主动治理,防患于未然。
二是按照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教授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及其设计原则,建立起更先进的平台型企业治理机制,这些原则包括:“保证受规章制度影响的群体能参与到规章制度的修订当中”、“开创一个由团体成员负责运行以监督自身行为的体系”、“为解决纠纷提供易行的低成本方案”、“自下而上构建公共资源管理责任体系”等。
(本文系作者个人研究之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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